2月14日本版刊登了采访索夫先生的文章《2001年，期刊年？》，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和议论。有不少人提出不同的观点。下面是记者对《视觉21》副总编陈侗先生的采访。我们欢迎各方人士在此各抒己见。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两年，您也参与了杂志的编辑工作，您觉得索夫先生对期刊的现状和发展所做的调查分析是否具有普遍性？
陈侗（以下简称陈）：我很佩服索夫先生，他好像在代表官员发言，但又比他们多一些建设性的主张。总的来说，我认为他分析得非常中肯，而且考虑到了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不过，我认为调查的翔实和分析的到位并不能给中国期刊带来发展的前景。
记：此话怎讲？
陈：索夫先生列出的期刊总数把我吓了一跳，8135种，这和天文数字差不多，内容不重复才怪。如果我是权威部门的发言人，我就不敢向外公开这个数字。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多期刊，不必消耗这么多纸张。当你看到一吨吨的白纸用来印刷那些多余而又无聊的东西时，你不觉得心痛吗？
记：可是中国人口多，读者类型多，期刊越多可选择的面越广。
陈：人口虽多，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读杂志的习惯，例如广东人喜欢读报纸，却不怎么读杂志，读来读去都是《家庭医生》、《家庭》几种。至于读者类型，因为中国的教育模式相对单一，即便是受教育程度不一的人，阅读的趣味也是大致相同的。如果我们说电视对文化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那么很快追上这种影响的将是杂志，它直接对书面文化构成负面影响。
记：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陈：例如错别字在杂志中总是少不了，受害者首先是中小学生。又例如图像的泛滥模糊了艺术与现实的界线，使人们在面对真正的艺术作品时反应反而迟钝了。所有的这些媒体功劳不是负面影响又是什么呢？
记：难道可以抹杀杂志对文化艺术所起到的普及作用吗？
陈：有一些，但是不多。文化艺术的普及应当从学校教育入手，可是模式单一的学校教育无法提供这样的机会和条件，于是杂志就钻了空子。
记：这很奇怪，你自己参与编辑杂志，却又从根本上非难这项工作。
陈：我不光编杂志，也乐于给杂志写稿，正是这种参与让我发现了杂志的问题。《视觉21》曾经出现过标题上外文名字的拼写错误，瞒不过专家，却能误导读者，这样的错误是水洗不清的。杂志过多，导致了竞争，这本来是好事，但竞争的结果是粗制滥造。为了赶时间、争地盘，杂志的从业人员已经学会了原谅错误，因为我们相信“过期作废”。
记：您对杂志的发行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陈：我同意索夫先生对发行不畅所做的种种分析，但是我不赞同他提出的筹建杂志专卖场所。中国出版界摆了十几年摊，越摆越贱，你只要往某个订货会走上一圈，你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理想就会大大受挫，好在外国人从不涉足这样的地方，不然又有什么可以大做文章了。当然，索夫先生所讲的“期刊总汇”是直接面向读者的，和订货会不同，但我想视觉效果上并没有什么差别。此外，除了“专家学者”，一般人对于刊物大都是随手拈来，很难刻意地去赶一趟杂志的“庙会”。建立一个“期刊总汇”无非是告诉人们生活已经不再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整体，而是互不相干的一块又一块。
如果我真要提出什么好的建议，我主张尽可能地改善国有的发行体制，例如邮局不应当拒绝那些发行量不大的杂志，应当增设更多的报刊零售点，而将报刊中心变成有相当规模和配送能力的发行枢纽。在欧洲，邮局就是邮局，是寄信和寄包裹的地方，里面找不到一本杂志，买杂志应当去报刊亭。我想，中国也应当这样，应当让报刊零售点从分布到外观上都相对均匀和一致，这样能给人一种文化和生活上的归属感，形成一定的生活惯性。此外，社区不夜店，应当扩大杂志的发行种类，不必只让时尚和生活类杂志上架。
记：您如何看待“与狼共舞”？
陈：既然是大势所趋，那么怎么反对也无效。不过，从文化的生态平衡上说，虽然国内期刊在资金和管理上其规模及标准化程度无法与外国期刊相比，但将国内期刊改造成外资期刊我认为是不可取的。理由当然很简单：文化的民族性比经济的民族性更为重要。我们要生产完全国产化的电器设备，是为了证明我们也有生产能力，但我们出品国产杂志却不是为了证明我们也有媒体工业。文化的民族性看不见、摸不着，它也不是民粹主义的代言人，但它是一个国家真正的灵魂，它不应当屈服于资本和管理上的强权。
我特别注意到，索夫先生提出国内期刊应结合港台的管理方式，我不知道这指的是上班要打卡或是与“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有关。我想，由于各家杂志的性质和规模不一，从长远来看，不宜采用单一的管理方式。德国有一个艺术季刊，既无办公地，编辑也都不住在同一座城市，可是他们的季刊，是最受学界欢迎的。巴黎的午夜出版社办有3种杂志，每一种都是交给社外专家负责，就是发行，也是连同图书一起交给色耶出版社打理，可是出版物的质量却无人不称道。中国的文化国情和欧洲不同，可是中国人和欧洲人一样都信奉个人的力量。一种杂志要是失去了个人的作用，再规范化的管理也只能是一个空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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